美媒:大逆转,制造业纷纷从越南回流中国

作者:足球人 发布于:2021-9-20 7:45 分类:世界足球论坛

图源:视觉中国

美国石英财经网9月16日文章,原题:大逆转,越南新冠疫情正使制造业回流中国

近几年来,一些企业将制造业务从中国迁至周边的东南亚国家。其中,越南是开办新厂的最热门目的地之一。但如今,在严重疫情导致越南各地工厂关闭后,这些企业纷纷把工厂迁回中国。

在越南长达数月的疫情封控后,(跨国公司)高管们的担忧正在公司财报电话会议中回响。“一名首席执行官(CEO)告诉我,他花了6年(在越南)打造的供应链,6天内就被放弃了”,美国鞋业集团Designer Brands的CEO罗林斯说,“想想大家为离开中国付出了多少努力,可如今你能获得商品的(为数不多的)地方之一就是中国。这真是太疯狂了,(好像)每个人都在坐过山车”。

德尔塔毒株肆虐,令新冠疫苗完全接种率仅4%的越南不堪重负。各地工厂关闭导致越南制造业产量骤降,并开始侵蚀全球品牌的利润。例如,阿迪达斯称,越南生产延迟将令该公司今年销售额下降6亿美元。

为应对困境,一些企业正尽快逆转迁往越南的行动。防护服装制造商(美国)雷克兰工业公司CEO罗伯森在9月的财报电话会议中说,公司已聘请新高管以帮助“几周内把生产从越南转移到中国”。有些公司采取更谨慎的做法。“我们确实在越南以外的地方开展不少多样化工作”,(意大利家具企业)合和舍的CEO表示,“坦率地说,我们在必要的时候又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回到中国”。

有的高管并不急于返回中国。因为,在华重建供应链成本高昂又耗费时间,还要考虑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。但(美国)家具制造商LoveSac的CEO杰里米·霍夫在日前的财报电话会议中说,该公司不得不把生产从越南转至中国,“我们知道来自中国的库存商品受到关税影响。但这(至少)让我们能有存货,对我们和顾客来说这极其重要”。

对许多企业来说,重返中国绝对是“最不差”的选项,因为随着(圣诞节和元旦)节假购物季即将到来,他们不得不提高产量。毕竟,中国已在疫情期间建立起以稳定著称的声誉。哈佛大学管理学教授史兆威说,一些企业早在去年就开始重返中国了,“在这方面已有不少实例。关键问题是,若你想要可靠的制造业,中国通常是不二之选。”▲(作者尼古拉斯·里弗洛,丁玎译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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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代中国制造,越南到底行不行?

【导语】越南采取的“革新开放”,就是“摸着中国过河”。一直以来,越南凭借良好的国家环境和自身优势,使得大量企业在越南投资设厂。越南有着“学习你、追赶你、超过你”产业野心,但越南制造真的能取代中国制造吗?谁才是中国制造真正的对手?
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在仿效苏联模式下,越南的经济发展日渐暴露问题,产业失衡、供需错配、通胀飙升,甚至民不聊生。此外,由于受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制裁,其国际环境也空前孤立,外贸数十年“与世隔绝”。

面对内忧外患不断升级,越南领导人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上看到了“曙光”。而这使亲华派在与亲苏势力的竞争中脱颖而出,并逐步跻身权力中央。1986年12月,越共六大会议在河内召开,阮文灵当选新任总书记。

大会上,阮文灵把早已计划的改革提上议程,宣告以“私有化改革、开放市场、法治建设”三板斧为核心的“革新开放”拉开大幕。这次会议正式确立了发展市场经济的制度,意义相当于中国“十一届三中全会”。

1987年,阮文灵视察胡志明市的橡胶企业。

而在这之前,阮文灵的身份是胡志明市委书记,任务是在五年时间完成越南南方的社会主义改造。但由于试点的市场化改革被定性为“为发展资本主义开绿灯”,阮文灵一度被解除了越南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务。

重获推举上台后,阮文灵推动越南政府相继颁发了一系列重大决议、决定和法规,以推进“革新开放”。其中涉及扩大国企自主经营权,改革国家银行和商业银行,以及实行农民家庭联产承包且长期拥有耕地权等。

此外,颇受国际关注的越南外商《投资法》,意欲动员一切力量吸引境外资本,甚至还批准外资全权控股。这一度震撼了西方世界。《亚洲华尔街日报》评价其为,“社会主义国家中最为自由的外来投资法规”。

1987年9月,美国《时代周刊》专访阮文灵,将他形容为“越南版戈尔巴乔夫”。言下之意是:阮文灵是美国人民的好朋友。于是,世界银行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、亚洲发展银行的“自由”资金,也开始纷至沓来。

与此同时,虽然穷兵黩武带来一系列社会经济及国计民生问题,但越南通过推进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,部分激活了经济与制造业发展。而在“中国经验”加“西方资本”催化下,越南开启了“混沌”新时代的产业图腾。

01

研习中美

如果简单概括越南的“革新开放”,就是“摸着中国过河”。在70年代末两国关系最紧张时,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告,依然是越共中央的学习材料。而阮文灵上台后,每年都派人去中国考察,然后作为政策依据。

比如他学习中国的做法和经验,先放开农副产品和日用消费品价格,再逐步放开其他工业消费品价格,来解决物价飞涨等问题;对国企实施“关停并转、放权搞活”,同时对耕地推行联产承包等,以激活工农业生产。

因此,1991年,越南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出版的《在改革道路上的中国》一书序言写道:“近些年来,我国研究家们的一个头等重要的研究对象,就是当代中国及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结构和对外政策的演变。”

同年,76岁高龄的阮文灵从权力中心隐退,转任“中央顾问”一职。在其治下,越南的外国直接投资(FDI)从最初近乎于零,迅速攀升至占GDP的10以上%;经济产业结构实现优化,农业甚至开始出口创汇等。

而随着杜梅上台访华,两国为过往矛盾和冲突画上了句号。1992年,经过一场大讨论后,一位中国老人在南方画了一个圈。而越南也开展了自己版本的公私大讨论,然后为“革新开放”立宪,正式承认私营经济。

在接下来的几年里,越南经济开始起飞,在农、工、商、金融业等方面都取得快速发展,甚至在金融危机后的1998年仍创造了4.4%的GDP正增长。而伴随着越南经济的坚挺和改革推进,美越关系有了进一步改善。

2000年11月,克林顿访问越南。

2000年,克林顿成为越战结束后首位访越的美国总统。他在演讲时说,“美国人现在把越南看做一个(统一)国家,而不是一场战争。”场馆外的河内大学生们默契地拉起标语,上面写着“忘记过去,面向未来”。

此后,越南在这一年签发了《加快融入国际经济》决议,以用西方体系来继续深化改革,而且第一个瞄准的目标就是WTO。但直到2006年,越南在日内瓦第12轮谈判上又经过四天一夜长谈,才得以拿下入世资格。

紧接着,越南立即出台了新版《投资法》,以解决老版《投资法》开放力度过大、行政管理滞后等问题。而这使得FDI一时间如潮水般涌入。自此,越南制造风生水起,并开始不断承接来自中国的部分产业链转移。

02

日韩入场

在推进越南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,日本与韩国资本介入最为明显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受“福田主义”影响,促进东亚、东南亚全域和平繁荣成了日本政界主基调。但由于不愿意合资,日企在华投资不算很顺畅。

自1988年起,受当时东南亚经济繁荣刺激,日本企业开始大举进入市场更开放的越南,然后一众电子厂商迅速跟进。其中索尼、东芝、三洋等公司纷纷在当地建立工厂,组装电视机、DVD机和收录音机等产品。

在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曾提出的“雁阵模式”里,越南便是重要的雁身。因此,在加入WTO后,越南又出现了两轮日本企业投资热潮。而在一些当地日企赚得盆满钵满同时,日本也连续多年占据越南FDI总额的第一名。

到最近这两年,奥林巴斯、夏普、京瓷等日企把一些组装厂迁出中国大陆时,基本上都念念不忘南方这位“老伙伴”,纷纷将部分产线转移至越南。可谓目标一致,行动整齐划一,还有企业表示将加大在越南投入。

比起日本,韩国对越南的投入和渗透来得更猛烈一些。2000年左右,韩资在越南还很不起眼。但由于原亚洲“四小虎”在经济危机后几乎都一蹶不振,越南就借助区位优势,成为韩国资本在东南亚最大的“桥头堡”。

同是在加入WTO后,越南迎来了韩企投资高潮,三星、LG等陆续进入。2009年,三星投入6.7亿美元建设的第一家工厂投产。三年后,第二家工厂落地。这一项目由三星会长李在镕亲自主导,被称为“李在镕项目”。

伴随工厂落地,越南从韩国和日本吸收的FDI比例长期保持在40%以上,最高曾接近一半。但2014年是一个转折点,韩国正式超过日本成为越南最大外资来源国。而产生这一变化的背后,三星是最主要的推手。

显而易见,三星“越南帝国”的砖石,有大量来自于中国。要知道,2011年,中国占三星全球手机产能的51%,而现在已经变成零。2019年10月,三星宣布关闭广东惠州工厂,彻底结束了在中国制造手机的历史。

形成对比的是,截至2019年,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173亿美元,建起八家工厂和一个研发中心,可制造数种电子产品。其中仅智能手机一项,三星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达1.5亿台左右,约占其全球总产量一半。

03

双面台湾

与曾经推崇苏联模式大不同,越南在中国影响下,经济发展在新世纪开始变“轻”,纺织品进而成为第一大出口商品。此外,越南的制鞋甚至曾引起美国“双反”调查。而在这背后,中国台湾地区的企业推动作用明显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台湾地区生产成本水涨船高,新台币开始升值。这迫使制鞋企业纷纷出走,而宝成选择在珠海和东莞先后建起万人规模的现代化工厂。这一决策使宝成的订单如雪花般飞来,就此打下霸业根基。

进入新世纪,宝成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运动休闲鞋类代工厂,制造了全球绝大多数的耐克、阿迪达斯、匡威、新百伦鞋。但随着中国的人工和物流等成本不断升高,宝成再次将产线迁移至东南亚,尤其是越南。

数据体现的很明显,2001年中国制造了耐克40%鞋子,而越南只生产13%;2005年,中国份额降至36%,越南升至26%;2009年,两国以36%的份额旗鼓相当;2010年越南涨至37%,最终超过了中国的34%。

到了2019年,宝成在越南、印尼及中国的制鞋产量占比分别是44%、 39%和13%,其他部分东南亚国家则占4%。而在宝成带动下,丰泰、百和制鞋以及全球最大人工皮革公司三芳化学等台企,也相继赴越南建厂。

其实,早在宝成从单纯代工的OEM模式,发展为“代工+设计”的ODM模式时,知悉的富士康就如获至宝。在将ODM模式经复制到工厂后,富士康很快崛起为IT制造领域巨无霸,并长期位居中国出口制造业第一名。

为降低制造成本,富士康也曾蠢蠢欲动,并于2007年在越南北宁买下超400公顷土地。可由于金融危机,建厂计划暂时搁浅。三年后,这家工厂正式启动时,仅有3个厂房和4万多员工,与其中国工厂规模相去甚远。

但近年来贸易战一开打,富士康马上就开始施展“腾挪”大法:将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生产线,从广西南宁转移到了越南北宁。目前,富士康的北宁工厂已经成为美国的网通产品制造中心,服务于思科等大客户。

此外,其它组装厂同样也顺势南下。其中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,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,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;纬创、和硕和英业达等台资企业,也都计划于明后年开始在越南代工产品。

04

中资奔赴

近年来,虽然一直被传言要离开中国赴东南亚,但富士康并没有真正走出这一步。那其中原因是什么?简单说,主要就是中国电子产业链的集聚完整和技术完善等“大”优势,极大消解了部分成本上升的“小”劣势。

目前,富士康超过80%的工厂都位于中国大陆地区。可即便富士康整体岿然未动,大陆的苹果供应商已经先行一步。比如立讯精密、歌尔声学、蓝思科技、德赛电池等厂商,小步快跑出国门、投身北越搞生产。

其中,为苹果代工AirPods的立讯精密,于2016年已在越南建厂投产。而根据其去年规划: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。未来立讯将建立第二个厂区,越南总计将承载1/3的产能。

此外,歌尔声学早在2013年便作为三星的代工厂同步到越南建厂,之后连续多年生产EarPods有线耳机和Lightning连接线,并在去年开始组装AirPods。而主销美国的德赛电池,客户也急着找来要求在越南生产。

除代工厂之外,中国部分其它行业企业也在积极抢滩越南。在家电行业,2007年,美的在越南平阳省建立了其首个海外生产基地;2011年,海尔从松下手中收购了三洋电机在东南亚的白电业务,并接管其四家工厂。

而随着国际贸易形势变化,2019年,中国家电业再掀起赴越投资高潮:TCL越南新基地2月动工,11月开始生产;海尔智家旗下AQUA越南滚筒洗衣机工厂7月投产;主要生产吸尘器的莱克电气越南工厂年底投产等。

在纺织行业,一些国内企业在纷纷加码投入同时,甚至用“越南迎来纺织产业黄金十年”来表述。于是,华孚时尚、天虹纺织、鲁泰和百隆东方等大型纺织企业都在越南大幅增产,互太纺织更计划砸13亿建新基地。

另外,在河内工业区,如今国内多家上市企业铭牌已极为醒目,其中包括电机行业龙头——卧龙电驱,最大的安全气囊生产商——华懋科技,电子元器件领军企业——三花智控,以及微电机行业龙头——大洋电机。

据不完全统计,自2008年起,共有60多家A股上市公司公布对越南的相关投资,而2017年至2018年合计就有近20家企业发布公告。与此同时,越南的FDI持续攀升,2018年总额达到354亿美元,其中中国列第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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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南底气

在成为投资和建厂热土的背后,越南受到全球各地资本青睐的原因是什么?其中的产业逻辑值得深究。相对而言,对于更晚入局的企业,越南有四大亮点:“经济发展”、“政策优势”、“人口红利”和“地理条件”。

首先,在经济发展上。在1998年到2008年的十年里,越南经济增长在全球范围内一直仅次于中国,2017年则首次超过中国。到了去年,越南GDP增速仍保持在7%以上,是东南亚、东亚地区增长最快的经济体。

在经济活力驱动下,越南吸引了众多国际企业前来“淘金”,其中尤以制造企业为主。2019年,越南吸引外资总额380.2亿美元,同比增长7.2%。其中,加工制造业吸引外资达245.6亿美元,占协议总额的64.6%。

其次,在政策优惠上。为大力吸引外商投资,越南政府多次修改《投资法》。比如企业所得税率降为20%,低于中国的25%;工业园中部分企业能获得“两免四减半”(头两年免税,后四年缴税减半)的政策优惠。

与此同时,为了平衡地区发展,越南还设置一些特别经济区,当地企业所得税头四年全免,接下来的九年减半。而为生产出口产品所进口的原材料进口关税、出口货物增值税、利润汇回税,在所有阶段全部免除。

另外,在人口红利上。根据相关统计数据,2010年,越南人口为6200万。但到了2020年10月,越南人口已经突破1亿1000万。短短十年间,越南人口净增长值暴增了将近5000万,是中国人口净增加效率的15.7倍。

基于越南的经济态势,快速增长的人口就意味着更广阔的市场和丰富劳动力。目前,在越南1亿多人口中,中位年龄30.5岁,35岁以下青壮年占比56%。相较中国,越南劳动力在年龄结构和薪酬水平上都具有优势。

再者,在地理区位上。越南相比其他东南亚国家有更为得天独厚的位置:不仅海运便利外,还同时与云南和广西接壤,离广东乃至珠三角也最近。而老挝和缅甸都只是和云南边陲相邻,其间更有危险地带“金三角”。

这使越南在距离上,能最大程度分享中国制造利益。一个案例是,富士康当年在越南考察,正是考虑到与中国供应链的距离,才放弃台商云集的南越而将工厂放在北越。目前,电子产品制造已成北越主要产业。

06

外部催化

本质上,中国部分制造业迁移越南的最主要原因只有一个:劳动力成本上升。第一财经《中国与全球制造业竞争力》报告显示,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劳动成本增长速度攀升到了13.1%,为全球主要制造业国家最高水平。
越南街头服装小店

然而,服装纺织、制鞋以及电子产品组装等,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。这些行业的企业对价格非常敏感,哪怕上涨一点点工资,都是巨大成本。因此,他们往往在市场基础的优化配置中,寻找平衡成本的最优解。

这是中国相关制造业转移的根本原因,是不可阻挡的经济规律。而越南并不是第一个吃到产业链转移红利的国家。在近代历史进程中,制造业已经历了从英国到美国,然后到日本、德国、韩国,再到中国的变迁。

不难发现,这些国家无一不是因产业升级、主动移出低附加值产能,才养肥了下一个新玩家。目前,中国制造向成本更低的东南亚、南亚转移,被看作是下一次产业转移的浪潮。而越南被视作最主要的“战场”之一。

其实自2010年起,国内外都热衷于评论越南制造业能从中美博弈中获得多少红利,而当时结果肯定是“少”。但在几年后,随着中国开始“腾笼换鸟”、“清理过剩产能”,不少国内外投资者及企业已在向越南转移产能。

到2018年,随着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战,外商在中国的不安感迅速上升,或多或少筹划产能转移。供应链咨询公司Blacksmith国际曾发布一份报告,几乎等于一本“逃离中国指南”。其给出的第一个目的地,就是越南。

此外,《华尔街日报》曾刊出一名贸易商的“主题”故事:一位英国人在中国创立了China Savvy外贸公司,卖点是中国价格(便宜)。但在2018年, 公司每天被问及最多的问题是:你们什么时候才能离开中国?

今年以来,伴随着新冠疫情强行搅乱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布局,中国部分制造产业也一度主动或被动迁出。首先,在疫情爆发初期,欧美等国发现防疫物资产业链基本都在中国时,便要求本国企业将产线迁回本国。

其次,在疫情强力冲击下,为促进本国经济、制造业复苏以及解决就业问题,欧美等国不断强令企业将生产线迁回本国,而且同时渲染“中国制造威胁论”。但面对迁回国的高昂成本,许多西方企业掉头去了越南。

07

取代中国?

在“天时地利人和”下,2019年一季度,越南对美出口同比飙升40%,而同期中国对美出口同比减少13%。整体上,2019年越南出口增速8.44%,而中国仅增长0.5%。于是有国人担忧:越南制造将取代中国制造。

然而,越南人民似乎有清醒的“自知”。在外交学院教授施展的著作《溢出》中,河内国家大学下属经济大学经济与政策研究院的院长Felix指出,越南不可能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定位,因为越南经济的整体规模太小了。

“越南能做到的最好程度,就是在和中国的经济联系中找到越南的比较优势,把自己嵌在一个合理的位置上,搭上中国的顺风车发展起来。越南不需要有自己的产业政策,因为有“广州”(泛指中国东南沿海地区)”。

这背后的潜台词是,越南的规模太小,“广州”规模太大,因而外部性效应对于越南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。即便越南建立自己的产业政策,一旦中国的制造基地出现变化,越南的产业政策也只能进行被动调整。

虽然这样的表述姿态谦卑,但可谓定位准确。至于为什么是“广州”,Felix把问题的核心放在了中越经济规模差异上。2019年,越南经济增长7.02%,比中国的6.1%高。若只看增长率,越南可能会对中国构成挑战。

但如果把经济总规模考虑进来,越南的仅多出1%的增长率说服力便十分有限。2019年,中国GDP约合14.36万亿美元,而越南GDP仅约2600亿美元。这是上海的1/2、深圳的2/3,大致相当于我国山西和内蒙古的水平。

如此悬殊的体量差距,要说越南制造会取代中国制造就是缺乏自信。据世界银行数据,2019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3.896万亿美元,越南才431.72亿美元,是中国的1/90。这也说明中越在产业链价值获取上差异巨大。

其中越南制造获取价值低的主要原因是,经济结构呈“两头在外”的“半体外循环”状态,即零部件、半成品的供应主要来自海外,制成品的主要销售市场也在海外。比如越南最大的进、出口市场便分别是中国和美国。

而中国经济结构类似“树状”的“双循环”结构,培育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供应链网络。因此,各企业的专业化分工可实现“无孔不入”,同时也能彼此形成配套关系生产不同产品。这种系统竞争力越南显然无法替代。

08

隐患凸显

虽然在贸易摩擦和疫情双杀下,加速了部分中国制造产业链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。但很难断言中国向东南亚地区,特别是越南的“第四次产业转移”已成定局。而越南本身拥有的几大优势,也难言稳定以及靠谱。

越南的1亿人口,相比中国和印度的14亿要逊色不少。这意味着人口红利虽然存在,但总量不大。因此,越南注定只能承接从中国转移出的部分产能。而若不得不就人口寻找下一个“中国制造”,印度显然才是更优解。

正因人口体量小,在吃下贸易战带来的扩产红利后,越南的劳动力成本快速水涨船高:前几年均以每年10%的速度增长,近两年增速也有5%-7%。目前,越南一类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已达1350元,最低四类也接近千元。

照目前趋势,越南制造商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与中国国内持平,在鞋业、纺织业、电子产品组装业只需三到五年。若果真如此,“越南制造”将陷入前有中国“泰山压顶”,后有柬埔寨、孟加拉等国“釜底抽薪”的尴尬局面。

同样严重的隐患是,随着2018年中国制造企业加大向越南转移产能和国际杠杆资金介入“炒地皮”,曾经是“越南制造”最关键优势之一的土地、厂房价格优势也逐渐减弱,价位甚至“看齐”中国最先进的工业区之一。

2019年,南越胡志明市的工厂租金平均达到4.1美元/平米,北越经济圈也有3.5-4美元。与之相比,苏州是4.2美元,东莞为3.6美元。而越南的水电价格竟高于中国。因此,一些国内企业不得不取消了赴越建厂计划。

越南地理位置似乎也决定了其在产业链中的分工角色。在“半体外循环”下,越南经济呈现高外贸依存度的特征,进出口总额甚至达到GDP两倍,而顺差率始终在1%上下徘徊。这也充分说明越南的分工是“苦力活”。

于是,在将高技术投资留在中国前提下,各国企业将投资重点放在更靠近中国的越南北部,以快速获得中国的零部件和原材料。而越南本国工业体系和产业链还尚未培育起来,并且仍然存在一系列重要的问题。

其中包括,轻工产品的自配套能力十分薄弱;制造业中最有竞争力的仍然是小规模企业;产品品质不稳定,时有爆发“价廉不物美”问题。而基础设施的“先天不足”、“后天乏力”,正严重制约越南制造的增长后劲。

09

西部狂想

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承接中国产业转移正在发生,但“肥水不流外人田”,靠近市场、劳动力便宜、土地价格低的中西部,同样可以成为产业转移的重点。因此,既靠西部又靠越南的广西等地区的价值正重新被认识。

比如十八大以来,中央赋予广西“三大定位”新使命: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、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、形成“一带一路”有机衔接重要门户,以彻底激活广西的区位优势和促进变革性突破。
广西南宁

综合来看,越南与广西相比,如果劳动力成本和港口区位条件持平,那么越南的优势是政策优惠,而广西的优势是基础设施:在“十三五”规划中,中央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建设了高速公路、铁路、桥梁和城市轨道。

然而,越南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像中国一样修建大量基础设施。“要致富先修路”,但目前越南的公路只有20%铺设了路面,主要铁路干线是法国占领时代遗留的,而“北南高铁”项目至今仍停留在图纸和模型上等。

这严重牵制了越南制造的规模化发展。而一旦其按自身规划,逐步实现制造业“由轻到重”升级,对交通、物流、水电供应的需求将更上一个台阶,届时缺口也会变得更大。要知道,越南水电供应已进入瓶颈状态。

而得益于大量基础设施、资源要素和供应链网络等支撑,广西的汽车、机械、金属和制糖等产业发展可圈可点,并在经济发展上持续跑赢了越南。2019年,广西GDP总量达到3055亿美元,超出越南约400亿美元。

显然,广西的经济构成偏“重”。或正因如此,越南无法在产业链上形成竞争或实现替代。另外,国内一些技术含量高、利润率前景好的行业,也在有条不紊的西进。比如高世代面板和先进半导体存储产业等。

李总理去年曾指出,产业升级必然会带来产业转移,而产业转移又会提高产业竞争力。当前我国产业转移主要有两个方向:一是向国外转移,二是向中西部转移。中西部劳动力资源丰富,承接产业转移的空间巨大。

由此,在背靠广阔市场及拥有众多独特资源的条件下,只要中西部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,不断提升劳动力素质,制定适合当地的产业发展方向,并推出相应的优惠政策,必然可以更好的承接东部地区产业链转移。

10

战略摇摆

由于国土呈南北狭长状,越南南北两地的经济联系并不明显。但形成对比的是,越南积极活跃于各区域的融合,向北融入中国北部湾经济区,向南融入东南亚经济圈,同时在多个国际自由贸易协议中左右逢源。

而根据越南的策略路径,“利益均沾”或是其一系列动作的终极目标。因此,它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,谁能带来最大利益就倒向谁。比如当初,为解决制造业出口问题,越南便是TTP最热心的推动者之一。

但让越南惊讶的是,2017年1月23日,刚宣誓就职三天的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:美国退出TPP。而缺了美国这个大型经济体后,TPP只剩清一色的外向型经济国家,无法构成产业发展、尤其制造业发展“自循环”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,一度被冷落的RCEP迅速被东盟各国“路人转粉”。但唯有越南的态度,仍有些心不在焉。因为其经济决策层似乎将“对接美国”当作长期重中之重,并对推动越欧自贸协定和CPTPP抱有殷切的期冀。

恰在此时,伴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加剧,不仅大批外国投资者、甚至不少中国本土企业也纷纷将产能转移到越南。在国内一片利好的刺激下,一些越南高级官员甚至喊出口号,“越南将成为中美贸易纠纷最大赢家”。

但事与愿违,2019年6月26日,特朗普再次让许多越南人如梦初醒。这一天,特朗普在福克斯商业电视台做节目时痛斥:“越南占美国便宜比中国更甚”、“虽然比中国小,越南却几乎是所有对美出口国中最恶劣的”…

道理很简单,天天高喊“美国第一”的特朗普,自然不愿被任何国家占便宜。他更直接指出,针对中国发难的目的,并非让外国甚至中国出口商把产能换到越南,再继续向美国倾销,“我要的是它们都回美国去生产”。

此后,越南愈发明白:在贸易摩擦背景下,自己不过是“风口上的备胎”。而对出口导向型新兴制造业来说,“对接方向”是一个战略层面问题,再走错一步势必付出巨大代价。于是,越南对RECP的摇摆心态终于落定。

2020年11月15日,RECP协议正式签署。

2020年11月15日,经过八年长跑,RCEP协议终于在越南正式落定。这是中国的巨大机遇,但在一个以零关税为最终目标的自由贸易区中,各产业间的相互流通和转移势必会加强。那么,越南制造的机会有多大?

11

终极宿命

伴随着经济模式变“轻”,越南制造也变得更有竞争力,并形成北越电子、南越纺织等特色产业。而十多年来愈演愈烈的产业链转移,也让“中国制造向越南流失”的话题不断出圈。但这本质属于“是不是”的问题。

制造业通常包涵庞大而复杂的工业体系,大致可以划分成两类:一类由购买者驱动,特征是劳动密集,如服装、玩具、贴牌组装;另一类由生产商驱动,特征是资本及技术密集,如汽车、航空、电子和重型机械。

驱动力的差异,使得它们在供应链中的地位有着天壤之别。生产商驱动制造,往往拥有核心科技、规模利润,并成为产业链规则制定者。而购买者驱动制造,通常客户要什么,工厂就造什么,只能被动接受订单。

基于此,购买者驱动和生产商驱动的不同,造就了越南与中国的最本质区别:中国制造已经诞生了许多本土品牌和高技术成果,而越南制造往往既不涉及生产计划制定,也不涉及销售策略贯彻和竞争力建设等。

另外,中国制造模式之所以难以复刻,是因为中国既能生产、也能消费,既是制造业大国,也是内需消费大国。而只有这样才能“内循环”,甚至“双循环”。但越南经济却高度依赖外贸,缺乏强劲内需带来的底气。
中国广西高铁

一个经典案例是:2004年铁道部为第六次提速进行招标,时任铁道部副总工程师提了“三个必须”原则:必须转让关键技术,必须使用中国品牌,价格必须足够便宜。条款霸道至极,但国际高铁制造商还是抢破了头。

而在外贸方面,2019年初,麦肯锡推出了一份研究报告——《转型中的全球化:贸易和价值链的未来》。报告分析了43个国家地区的23个行业价值链,以及1995—2017年间全球贸易、生产和国际参与的变化。

报告总结认为,全球贸易发展的五大新趋势是,商品贸易逐渐萎缩;服务贸易在快速增长;劳动力成本重要性在不断下降;创新研发越来越重要;贸易的区域化更加明显。但这五大趋势,几乎个个是越南的软肋。

当前,随着全球产能进入过剩时代,一个完整统一的消费市场至关重要。而越南的市场规模,难以构成换取外资技术的筹码。重工业化缺失,也注定其无法像日韩依靠自身技术突破完成产业升级。这是越南制造宿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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尾声

细数越南“革新开放”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国家治理举措,与中国何其相似。可作为曾经的“第三军事强国”,越南也有自己的产业野心:学习你、追赶你、超过你。但中国制造和市场的雄浑之力,不是能简单学来的。

于是,东盟各国一度曾宁肯不给印度面子,也要将RCEP向前实质性推进。而其内涵也如《法兰克福汇报》文章所言,东盟大多数国家在经济、尤其制造业发展的关键阶段,半被动、半主动地选择了优先和中国对接。

那么,该如何去理解正在真实发生的制造业转移?制造业向越南的所谓“转移”,实际是中国供应链规模逐渐扩大、网络越来越强大之后出现的“溢出”。而真正转移出去的,是整个制造流程中的简单生产和组装环节。

另一方面,生产环节向海外尤其是向越南的转移,无需支付美国更高的关税,也可以被看做是企业在贸易摩擦下的自救措施之一。但是,他们背后依靠的仍然是中国庞大的供应链网络,很多只是在越南走了个“过场”。

有人说,为推进产业升级,中国应加速中低端产业转移;也有人说,制造产业向国外转移,给国内带来很大冲击。其实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,本质是一个互相赛跑的过程。至于如何去把控平衡,这需要国家智慧。

近些年来,中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增长引擎。产业链转移到东南亚,无疑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。但是,中国中西部仍有不少贫穷落后的地区。因此,“兼济天下”及推进中西部“独善其身”,是个双命题。

2020年11月,CFM在进博会展示leap航发。

至于越南制造到底能不能取代中国制造?可以参考中国做到的:世界最全工业产业链体系及最大工业制造总产值;高铁、航天、大飞机等产业全球竞争力迅速上升;芯片、数控机床、发动机等短板也在迅速补上。

而未来,中国制造真正的挑战是向尖端突破,其中对手也比越南强太多,包括美国、德国、日本、韩国、中国台湾等。这些国家和地区掌握有部分行业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,是中国尚难触及的天花板或产业链弱点。

比如美国曾通过控制台湾的台积电对华为制裁,便对我国造成极大负面影响。因此,对中国而言,越南是次要的挑战和风险。向上突破以美国为核心的高科技制造产业壁垒,才是中国制造的最大挑战和主要进取方向。

来源:微信公众号科工力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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